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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美院70 | 潘鲁生:“到民间去”的当下意义

清华美院70 | 潘鲁生:“到民间去”的当下意义

“到民间去”的当下意义——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70周年邀请展圆桌研讨会上的发言今天以圆桌研讨会的形式就着“一脉万象”这个展览来讨论,特别贴切。这次策展非常有内涵,四个展览单元中的“造物之道”,让大家思考工艺与民间艺术如何进入现代设计和生活日常之中、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创作主体和观看方式,这个话题对我来讲非常受触动,从这条脉络中能够清晰的看到一所学院七十年的文脉传承路径。

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,在光华路认识了张仃先生,此后数十年,不止一聆听先生的教诲,也曾陪他外出考察。记得2008年12月,先生已经九十一岁,冒着寒冬,坐着轮椅,来到民艺专业委员会的会场,只为给做工艺设计和民艺研究的人说几句话。

我想,这就是文脉不断,薪火长传。站在清华美院七十年这个节点上,我们回顾和理解这个文脉传统,它从田野通往课堂,通往生活,通向未来。这条路的起点,就是把“民间”请进学院。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,但学脉的起点还要往前推三年。

1953年,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中央文化部领导下,对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做了一次普遍调查与搜集整理,并以此筹备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,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。当年的展览说明书写得清楚,办展是为“了解民间美术工艺品生产的现状,从而促进有步骤地改进和发展,以适应今后广大人民生活的需要”。

从一开始,就是具有明确社会使命的知识工程,现在看来仍有现实意义。校史资料显示,到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时,学院实物资料室已有民间美术资料2792件,相当一部分就来自这次展览;与学院同年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科学研究所,专门设了民族民间工艺调查研究组,以及张景祜泥塑、汤子博面塑工作室;

学院还办皮影艺术工作室,把剪纸艺人、民间印染、装裱、壁画的名师请进课堂。张仃先生主持学院工作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:凡各系师生下基层实习,都要把“到民间采风”列入教学计划,强调“学习民间,搜集民艺”。所以后人说他“缔造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灵魂性的学风”。

因为这是一种办学的精神和理念,灵感不在画室里,而在田野、在民间,在百姓日用中。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,庞薰琹先生曾参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筹建工作,他主张装饰绘画融入工艺美术教学;张仃先生多次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考察讲学,主张坚守民间工艺的特色传统,把民艺融入教学和科研中;

常莎娜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见面就对我讲“一定要把工艺美术的大旗给举起来,把中国的图案教学传承下来”;每次回想起来,都非常感动。这条路,是老一辈工艺教育家学习民间的探索出来的,把传统的民间经验变成现代表达和实践,把传统工艺融入衣食住行的设计教学之中,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工艺设计的办学道路。

《盛装》 庞薰琹 1942年庞薰琹先生开展人类学式调查与创作。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少有的一次人类学式调查与创作。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,他以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员的身份主持贵州民间艺术考察,在贵阳、安顺、龙里、贵定等地的苗族村寨,用人类学、民族学的方法,采集民族艺术标本,绘制民族服饰纹样和民俗风情图,记录工艺过程与生活场景。

他要的不是几张好看的图案,而是一套能够解释的知识:纹样怎么来的,谁在用,用在什么场合,和什么样的礼俗、信仰连在一起。此后他把调查结果推向公众,1940年7月在昆明举办“贵州苗族衣饰及图画展览”,1944至1945年在四川李庄举办“贵州夷苗衣饰展览”,1948年在南京举办“中国西南及南部边疆民族标本展览”。

从调查、研究到社会推广,是一套完整的方法,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超前的。更难得的是,田野里的收获直接变成了他笔下的语言。《贵州山民图》《盛装》里那些背着背篓、穿着蜡染的苗家女,不是民俗插图,而是用中国的线、民间的色、现代的形式重新结构出来的形象,又极具审美的冲击力。

他反复讲的那句话——“没有没有装饰的写实,没有没有写实的装饰”,正是从这样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:装饰与写实不是对立的两极,而是同一个造型问题的两面。这一路的思考,他带进了办学,也带进了创作,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装饰绘画作品,直接影响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画风的形成与发展。

《哪吒闹海》 张仃主持创作 1979年张仃先生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,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搜集土布、民间陶瓷、剪纸、木版年画,曾说“无论到哪里,无论战事多紧,多么艰苦,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搜集土布、民间陶瓷、剪纸、木版年画”。1959至1961年他主持装饰绘画系西南采风;

1979年主持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,创作重彩《哪吒闹海》。在壁画创作会上,他提出的第一条是“创作风格应是中国的、是民族的”,并强调“以线为基础,因为以线造型是中国传统壁画最重要的特点”。华君武那句说张仃的创作是“毕加索加城隍庙”看似玩笑,其实道破了这所学院的学术内核:以民间与传统为体,以现代语言为用。

张仃先生对民间艺术还有一个判断,常常被引用。他说,“我宁可欣赏一块民间蓝印花布,而不喜欢团龙五彩锦缎。相对而言,民间艺术是不够成熟的,有的甚至粗糙,但它有清新之气、自由之气、欣欣向荣之气。”他欣赏的不是“土”,是“生气”。

说到底,就是要做接地气的艺术和设计,对比AI生成的作品可能太成熟了,太精致了,但缺少手工的生气。1979年,张仃先生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《哪吒闹海》担任美术总设计;更早些,张光宇先生为《大闹天宫》所作的人物造型,取自民间年画、庙堂壁画与戏曲脸谱的造型体系。

民间造型、装饰绘画、壁画、银幕,这条通道半个世纪前就打被通了。这条路,还将通向未来,启发我们在智能时代对民间美术的再思考。今天的时代语境变了,生成式人工智能、算法、数字孪生,正在重塑设计的主体、工具和生产关系。但是来自民间、田野的艺术经验仍然具有本源性的意义。

原因在于,算法之外还有现场。人工智能的强大,建立在对已有图像的统计之上;民间美术的价值,恰恰在于它是“数据之外”的地方性知识。在我看来,手艺本身就是一套活着的“本土知识体系”——它记在材料里,藏在手上,活在村落与市井的日常之中;

其中的地方性知识、整体性知识,还有大量没能进入典籍和数据库的经验,都要靠田野工作一项一项去打捞、去整理。智能时代最稀缺的能力,不是生成,而是到现场去发现那些还没有被数据化的东西,这也许就是它的价值所在。生成之外还要有手感。

传统造物讲“巧法造化”,讲“技进乎道”,一向警惕技术至上,主张技术须服务于民生。前年我们筹办了一个“民艺+AI”的展览,展出一批AI辅助设计的作品。有人问:AI做的产品有没有温度?我认为,AI实际是创意的发动机,能拓展想象、压缩试错,但材料的分寸、使用的后果、伦理的判断,仍要落在人的手上。

机器给我们可能性,人给它以分寸。“智能”源于人的存在。人工智能强调通用性,而民间美术最大的特质是具体性,是每一个社群真实的生活。张光宇先生在《民间情歌》自序里说,“我从这里面看出艺术的至性在真,装饰得无可再装饰便是拙”。

这句话今天读来,几乎是对过度生成、过度修饰的一剂解药。最后,结合“一脉万象”的四个单元和今天“汇通创新”的议题,我谈几点认识:一是学院传统要转化为当代创作方法,还要不断把田野资源融入为教学,把民间经验融进创作语言,延续文脉,活在前沿。

二是,展览、艺术批评与公共美育要进入教学和研究,展览就是开放的课堂,批评就是公共的教研,美育让学院的专业判断成为社会共享的美学共识。三是,我们艺术与设计教育要构建跨学科合作,使工艺训练、田野方法和数字素养结合,推动传统工艺和民间文化资源持续进入现代设计与日常生活。

手艺给算法提供经验,算法为手艺创新工具,做到多元汇通,在传承中创新。张仃先生晚年说过一句话,令人印象深刻。他说:“根,在祖国大地上;根,在民间艺术中。艺术为祖国,艺术为老百姓。”七十年来,清华美院把这句话做成了展览、制度、课程、作品和一代代人的习惯。

今天,工具变了,媒介换了,传播的路径也改变了,但艺术的根脉没变,它还在民间,还在生活里,在人民群众的日常之中。就像这次“一脉万象”的展览,把七十年的传统与今天师生的新作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希望年轻一代,传承好这条学脉,发扬光大。

原文日期:2026-11-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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